Hans Joas and Jens Beckert, 2006, “Action Theory” In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

导言

自19世纪末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建制的学科以来，'行动'的概念就一直居于学科核心地位。例如，马克斯·韦伯（1968）最著名的著作《经济与社会》开篇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概念定义及其定义中内含的区别。韦伯的四种行动理想类型是其社会学奠基性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韦伯并不是唯一一个从行动的概念发展其理论的社会学家。在韦伯之后的那一代理论家中，塔尔科特·帕森斯综合了社会学的几位'奠基人'和功利主义传统的理论成果，建立了一个以'单位行为'为基本组成部分的行动理论框架，他1937年的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仍然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理论综合的尝试。作为帕森斯唯意志行动论的核心，单位行为特别强调终极价值和规范性取向在行动中的作用，并强调'努力（霍布斯意义上的effort）'体现着的行动者意愿。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很多其他的将行动理论置于社会学的中心地位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乔治·赫伯特·米德和阿尔弗雷德·舒茨。近来，哈贝马斯（Jiirgen Habermas）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杂糅了在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和哲学中发展出来的行动理论，从行动概念出发建构他们的理论。

这些事实表明，行动概念的核心地位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社会学的独有之处。最重要的是，经济学是沿着一个特定的行动模型，也即功利主义传统发展起来的，因而他们声称可以从行为人最大化实现其效用的动机来理解他们的决策。有这样一种针对经济学中的质疑：效用最大化假设是作为行动的经验描述，还是作为行为者应该如何行动的规范性建议。但毫无争议的是，经济过程应该在一个特定的行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在心理学中，过去几十年中的认知转向越来越多地开启了将心理学建立在行动理论而非更高层次的视角。在哲学中，也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特有理论传统，例如在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和某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中。

尽管行动的概念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具有多样性，但社会学中关于行动的辩论往往主要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和规范主义行动论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越来越重要，这一发展可以理解为对前20年中规范性理论的主导地位的回击。然而，这并没有反转规范主义理论及其对理性行为者模式的批判。并且双方之间的争论现在已经非常偏激，以至于很难期待从这场持久战中获得什么进一步的理论成果。相反，利用其他学科中现有的多种行动理论来发展社会学的新理论观点或许会更有成效。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就采用了这种路径，他将发展心理学和现象学纳入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强调了认知规则和惯例的作用，也强调了统一性形成的发展前提。然而，在我们看来，另一种路径甚至超越了理性主义和规范主义行动理论之间的老套争辩，那就是注重人类行动的创造性维度的行动理论。这样一种理论主要基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它起源于哲学和心理学，但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渊源。这种方法的中心论点是，在两种主要的行动模式——理性主义和规范导向的行动——之外，还可以增加第三种行动模式，即强调人类行动的创造性的模式。这种理论的意图扩展到声称这第三种模式超越了其他两种模式。它不是简单地提请注意一种迄今为止相对被忽视的额外的行动类型，而是宣称所有的人类行动都有一个创造性的维度，这个维度在理性主义和规范导向的行动模式中只是未被充分表达。

这一主张将构成我们在本章中介绍行动理论的主线。在简要介绍了理性主义行动模型和规范主义行动模型之后，我们将略带讨论这种行动的创造性理论的关键概念，因为它已经在我们之前的一本书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诠释（Joas, 1996）。随后，我们将总结关于帕森斯行动参考框架的争论的主要结果，并为进一步阐述行动的创造性理论制定议程。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运用所概述的理论概念来理解两种经济行动：合作和创新。这里的论证也是基于更广泛的阐述（Beckert, 2002）。这将有助于澄清行动的创造性理论对于理解一个具体社会领域中的行动的意义。

行动的合理性及其隐含假设

在社会科学中，功利主义的理性行为模型主要在经济学中崭露头角，并在该学科中被奉为圭臬。在它的基本形式中，它假设行为者在进入一个情境时对不同的商品有既定偏好，因此会选择能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这种选择是在约束条件下进行的，最重要的是对行为者拥有的、因此可以交换的商品的限制。社会学也受到这种行动模式的影响。它伪装成'目的理性行动'的面貌进入马克斯·韦伯的行动类型学，尽管它在韦伯的整体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要是在'理性选择理论'这一旗号下，理性行动模式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倾向的巅峰无疑是1990年詹姆斯·科尔曼的代表作《社会理论基础》的出版。

然而，理性行动者模式在社会学中的重要性增加，并不能扭转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对行动的理解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与社会学思维本身相悖。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对立首先应建立在截然相反的行动理论上。对理性行动模式最有影响的来自社会学的挑战是行动的规范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行动不被视为基于个人偏好，而是认为是以规范性取向为基础，这些规范促成了行动目的的构成和手段的选择。行为者有一个共同的规范取向，使他们能够协调各自的行为。无论对涂尔干还是帕森斯来说，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只存在于这种共同的规范性行动取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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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理性行为理论，另一方面是规范行动理论，两者的针锋很容易遮蔽了两种理论共同的缺陷。两种理论都是从理性的概念出发，将所有不适合该模式的行动归入非理性行动的剩余范畴。在经济学中，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截然对立，后者被定义为对最佳决策的偏离。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区分了逻辑行动和非逻辑行动，认为一切不符合前者的行为都属于后者。即使是马克斯·韦伯的行动类型学相较而言更为精细，却也遵循着一种落伍的逻辑。虽然目的理性行动完全满足了理性的条件，但其他三种类型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偏差，这些偏差是从目的理性行动所示范的标准来判断的：在价值理性行动中，缺乏对行动后果的考虑；在情感行动中，缺乏对价值的考虑；而在传统行动中，甚至缺乏对目的的考虑。理想的行动仍然是使目的、价值和行动后果合理化的行动，也即目的理性行动。这一点与理性概念本身确实无关，因为在规范取向的行动理论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困境。当我们把理性设想为道德上的反思行为时，则理性的行动类型将也存在于规范导向的理论之中。与那些将效用最大化视为理性规范的理论相反，一种对自身利益的非道德取向现在被归为非理性的范畴。

从理性的概念来建构行动理论，并将理性的优先范畴与非理性的残余范畴进行对比，使行动理论的讨论变成了选择不同理性概念的闹剧。功利主义和规范主义的行动理论因此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然而，对于行动的理论理解来说，对不同理性概念的固守所造成的遗漏可能要比所揭示的真理要多得多。但至少，它使功利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理性行动概念所基于的那些预设没有受到质疑。从理性行动模型出发的理论至少假设了三件事，无论他们对理性的理解是狭义的还是全面的，是功利主义的还是规范主义的。首先，他们假设行为者能够以有目的的方式行事。第二，他们假设行动者能够控制、支配或利用自己的身体。第三，他们假设行为者对其同伴和环境有自主性。

虽然功利主义和规范主义理论可以承认这些预设并不总是成立的，但这对他们对行动的理论理解并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行动者不能明确制定其行动过程的目的，或是其身体的控制权丧失，或是其不能保持自主性，理性决策的机会就会减少。但他们把这种理论在经验解释力上的局限性归结为行为者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对于理论构建来说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它并不影响理性的概念。这一点可以从理性主义理论对以下事实的反应中找到：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性的行为者，而是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提高效用或做出道德判断。他们没有把这些遗传学过程作为行动理论应纳入理解的信息，而是被大大地忽略了，因为它们对预设的理性行动模式没有任何补充。

我们认为，对理性概念的固守构成了功利主义和规范主义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如果这些理论所依据的隐含假设得到了满足，它们可以成为富有成效的分析工具，但它们仍然是片面的行动理论，因为它们没有系统地整合因隐含假设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理论后果。通过选择对三个隐含假设进行彻底改造，在理性行动模型中，必须证明行动的创造性对理解行动及其协调所起的核心作用。当然，这在这里只能以一种总结的方式来完成。

意向性

理性行为模型是基于一个分析性的行动框架，它把手段和目的作为其核心范畴。它假定行动者持有目的，并运用手段来实现这些目的，同时他们考虑到对其可能的行动路径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目的可以被看作是行动的原因。这种关于行动的目的论观点不仅是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韦伯和帕森斯等经典社会学家所主张的。目的论传统中的社会学论述通常也会考虑到规范和价值，但除此之外基本上是遵循这一脉的思维方式。

尽管它在许多社会学理论中起着主导作用，但目的论的行动模式在社会学中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对它最精炼的批判可以在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1968）写的《目的的概念和系统的合理性》一书中找到。其出发点是，由于社会状况的复杂多变，因此行动者很难识别导致结果的多种原因和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行为者不可能充分分析一个情境，以准确理解手段与结果的关系。卢曼建议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目的的设定，将其视为降低情境复杂性的一种手段。通过设定目的，人类互动的流动性被打断，通过'将表现在自然经验中的基于经验的行动潜能系统化，并以这样一种方式解释它们，使它们成为可用于决策的目的，从而可用于合理化'。关于目的和手段的模式，卢曼认为它履行了感知和评估行动后果的选择性功能。

卢曼对手段-目的模式的批判通常被解读为他向其系统功能论迈进的预兆。在这种解读中，对目的论行动模式的批判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弃行动理论。尽管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也是符合卢曼的胃口的，但这种解读同时也倾向于忽视他对行动的目的论解释的批判是基于现象学理念，特别是基于约翰·杜威发展的实用主义行动理论的。卢曼和杜威对可能性理论的发展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但他们这样做都是基于对目的论行动模式做了类似的批判。与卢曼明显不同的是，杜威利用对手段-目的计划的批判，对行动理论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表述。这为保留行动理论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尽管这意味着对目的论的放弃。这条道路在行动的创造性理论中被遵循。

杜威对行动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了取代目的论的方案：目的并不只是对行动者所带来的未来条件的预期。在实用主义的彻底的'现在主义'形而上学中，目的属于现在。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成为行动情境的一部分。杜威为表达目的在行动组织中的作用而引入的核心概念是'视域中的结局（Ends-in-View）'，这个概念指的是：目的不是外部设定的，而是在行动过程中，在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在一个行动过程的开始，目的往往是不具体的，只是被模糊地理解。一旦行动者对实现目的可采用的手段有了更好的理解，目的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甚至新的可用手段会催生新的目的。对目的更具体的理解或变化反过来使对可用手段的新视角成为可能。这种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构成了行动。它将目的概念牢牢地固定在行动过程本身，并反对目的论行动理论中所主张的目的外部设定。这使人们能够认识到感知和认知不是行动之前的行为，而是行动过程的一部分，它与情境有着内在的联系。目的设定不是作为行动前的认知行为发生的，而是基于在行动情境中起作用的预先反思的倾向。这些倾向内置于我们的身体中。相互关联的身体机能、习惯和环境构成了有意识的目的设定的背景，也就是意向性的背景。

如果这种对意向性的非语言学理解为行动理论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基础，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感知、行动的调节、模式和计划的设定以及目的的创造的看法。现在，感知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与行动有关的现象。世界不是简单地作为我们内部自我的外部对应物而存在，而是由我们的感知能力和经验所构成。世界以我们问题的可能答案的形式存在。我们的感知是针对具体情境的。由于我们的感知能力是基于身体在与运动、物体操作和相互了流情况下的有意识活动，因而我们的世界是根据这些维度来间接地结构的。在我们的知觉中，我们把世界分为几类，如可进入的和不可进入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可控制的和不可控制的、有反应的和无反应的。只有当这些与行动有关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世界才会变成我们无法进入和不熟悉的、无法控制的或无反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成了一个外部的对象。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们通常与世界的关系是以熟悉性为特征的，这种熟悉性是建立在我们的行动能力之上的。

由于引入了非目的论的意向性概念，我们对行动的理解发生了第二个变化，这影响了对行动调节的说明。每一个行动都是在一个情境中发生的，这一事实对于行动的目的论来说，只在行为者必须考虑到情境的偶然条件时才重要。这些条件是可用的手段，是不可改变的条件，但也包括普遍的规范和价值。对于行动的创造性理论来说，情境重要得多：行动不仅取决于情境的结构，而且情境参与了行动的构成。这意味着，情境不只是行为者带着预设目的进入的一个中立场所；相反，情境本身对我们在特定行动背景下的反应起着调节作用。行动能力的前提是行为者判断自己所处的情境类型；因此，对情境的判断包含了对可能的反应的适当性的判断。迪特里希·博勒（Dietrich Bohler）（1985）为行动者和情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他说的是一种'准对话'的关系。准对话的意思是，行动可以被理解为对情境要求的回应。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命题。行动者是带着目的进入情境的，但是正如目的论所说，行动预设会因为与情境的矛盾而改变和重新制定。

这把我们引向了对行动理解的第三个变化，即动机和行动筹划的作用改变了。根据目的论行动模式，动机似乎是行动的原因，而筹划则被看作是对达到目的的行动过程的预期，只有在实际行动过程中才会付诸实施。而从行动的创造性理论的角度来看，行动永远不可能仅仅从行为者的动机和筹划中得到解释。原因在于，尽管筹划和动机可以将我们置于情境之中，但它们并不能全面地展示行动者在情境中所面临的挑战。如果行动是基于我们与情境相关的预先思考的、实践的方式，那么即使是纯粹的个人行动的具体过程也永远无法完全追溯到一些具体的意图。此外，即使是预先筹划或制定动机，也只能被看作是事前思考的意愿的产物，而不是行动的事实原因。

这已经触及了对行动理解的第四个变化，即我们对于设定和创造目的的行为本身的看法。根据目的论的观点，行动者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影响来制定他们的目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37）在他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中强调了这一点，并通过提及终极价值致力于社会系统协调性的目的设定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84年）所认为的，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规范和价值只有在提供了关于在某种情境下如何行动的明确答案时才能指导行动。加芬克尔以他对社会成员相互协调的微观实验有效地指出，情况并非如此。对人类行动中的价值观的充分的阐释，必须体现出预先筹划的意图中的价值观和我们据此制定符合价值观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之间的相互作用。价值观的这种具体化或规范化是对行动的创造性的一种阐发。与对行动的目的论或规范性解释相反，目的设定被理解为这种价值观的创造性内化。也即正视了行动者与情境之间的对话过程。

身体性

尽管对目的论行动理论的第一个隐含假设的批判仍需进一步阐释（参见Joas, 1996, pp.148-167），但我们现在不得不转向对第二个隐含假设——身体的工具性的修正。无论是在理性行动理论还是在帕森斯早期的行动理论中，身体作为认知性或评价性心理过程发生的载体，只发挥了些许作用。它被看作是处理和表达信息、意图和功利计算的技术工具；要不然，它就被简单地理解为行动者能实施有效的纪律控制的对象。在许多行动理论中，我们可以说表现出一种理论上的装腔作势。诺伯特·埃利亚斯和米歇尔·福柯的人类学说明了对身体的控制如何成为现代文化和身份的一个主要方面的历史过程。但是客观来说，他们过度高估了他们的历史研究结果，忽略了文明进程中相互矛盾的发展。对于那些忽略了身体的工具性和非工具性之间的不稳定平衡关系的行动理论，也可以提出类似的主张。

当我们谈到自我与身体的非工具性关系时，我们想说明的这种现象已经在行动的创造性理论中以'被动意向性（passive intentionality）'和'有意义的意向性丧失（meaningful loss of intentionality）'的概念表达出来。它们指的是放松对身体的约束的可能性，要么是作为一种有意的行动，要么是作为对某种情况的非有意的反应。被动意向性的一个例子是入睡的过程。在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睡的情况下，一再重复'我现在想睡觉'的想法，不仅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而且恰好表现出了主动意向性的局限性。与之相反的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接受和放任我们身体的预想意图，有意地试图释放控制，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入睡。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例子，如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点子或是性行为。'有意义的意向性丧失'是指那些我们失去理性行动能力的行动形式，因为情境的模糊性或行动出现了压倒性的情感，以至于行为者失去了与情境的距离和对自己行动的纪律性控制。笑和哭是有意义的意向性丧失的例子。

虽然以上所述为在行动理论中添加人类学基础提供了必要理由，但我们也还必须澄清行动理论中身体的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想说的第一点是，身体通过'身体想象'的方式而成为我们意向性的一部分。这个术语指的是行为者主观地体验他或她的身体的方式。行为者对身体的形态结构、身体的组成部分和态度、身体的运动和身体的边界有一种意识。在行动的创造性理论中，人们认为身体形象是主体间性过程的结果。从梅洛-旁蒂和米德观点出发，这意味着与一个人的身体的工具性关系标志着'永久对象'的构成，而永久对象意味着角色承担的基本能力。因而身体形象的形成与儿童的交流能力的发展有关。这超越了强调神经机制和心理表征的身体形象理论，或者像梅洛-庞蒂那样试图整合身体形象的认知和情感层面的做法。

行动的创造性理论认为，行动者和他们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是由行动者所发展的互动结构所形成的。我们可以敏感地回应身体信号，但我们也可以把身体当作一种工具，试图使其服从我们的认知意图。如果行为者的身体不是立即给予的而只是通过一个身体想象；如果这个身体形象是主体间性过程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社会性就内含在能动者身上。我们将这种体现在能动者身体上的社会性称之为'初级社会性'，这意味着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性不是有意识的互动的结果，而是先于作为个体的行为能力。

社会性

社会性的是理性行动模型的第三个隐含假设。这是三个假设中最为公开的一个，因为关于在这一点上理性行动模式一直遭受着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性甚至是社会学的最基础部分。对于社会化研究来说，关键在于回答自我的产生、自主性的产生的社会条件问题。只有狭隘的功利主义-理性行动模型简单地预设了个体行动者的自主性，而忽略了其自主性的构成问题。规范主义与规范内化理论相联系，而沟通行动理论只是引入了一个初级主体间性的概念。这一点在此将不作详细展开。我们将只简单地讨论一个可能的反对初级社会性论点的观点。该反对意见认为，社会性只是人类行动的一个遗传性而非结构性前提条件。为了驳斥这一反对意见，我们必须面对社会性的爆发性情形，在这些情形中，自我的边界被打破了。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来概念化自我超越的经验或成年人的初级社会性。一种是追溯到浪漫主义的理想，即回归狄俄尼索斯的可能性，以及将狄俄尼索斯作为回避现代文化缺陷的人格。当中最激进的学者当属尼采，他极度强调创造性人格的自我超越的热情，使他敏感地意识到了创造性与依赖封闭以及维持同一性的自我的排斥性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尼采愿意为了创造力而牺牲同一性，或者说，把创造性的自我超越视为从成为一个确定的、处处受限的个体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的出口。另一种观点则在创造力种保留了同一性自我的位置，并将狄奥尼索斯式的经验视为一种宗教经验，而集体需要这种经验来振奋其成员。在社会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涂尔干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分析。涂尔干对集体欢腾和神圣起源的分析，不是想说明强制性规则或规范的产生，而是想说明价值观和世界构成性理想是如何产生的。对涂尔干来说，宗教观念的诞生意味着自我同一性的丧失。对他来说，自我超越的经验不是社会性的初级或非理性的边缘现象，而是对其他个人、集体或价值的任何情感性社会依恋的构成基础。从这种依恋中流露出我们最深的社会性动机和“我们”人格的凝聚力。因此，我们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形成了既有的行动能力，而是总在面对生活中的意外事件时，能够即刻感受到重建我们同一性的必要性。

“行动参照框架”及其阐发

本文简要总结了在理性主义和规范主义导向的理论中对三个隐含假设进行根本重构的尝试，但他们只能回答在系统阐述相关概念的背景下出现的几个问题。虽然本章不可能对行动的创造性理论做出一个全面阐述，但至少可以提出我们研究进程中的一些主要任务。这可以通过回顾在过往学界几十年来长期针对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可能存在的缺陷的众多辩论中展现出来的的问题来实现。由于两个原因，帕森森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所提出来的行动理论是后续学者想要发展自己的行动理论时所要参考或批判的最佳对象。首先，帕森斯对功利主义的行动理论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从而在社会学的行动理论中取得了关键的进步。其次，行动参考框架代表了行动理论最重要的系统性陈述，因此，它孕育了20世纪以来关于行动的许多社会学理论。帕森斯对后来者所具有这种意义，使我们能够行动的创造性理论是否能解决帕森斯早期理论中表现出来的那些重要缺陷来评估这一理论的前景，与这些缺陷的对话也为我们在行动理论中阐发其他概念提供了起点。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想去深度呈现帕森斯为什么选定了马歇尔、帕累托、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社会学经典大师”或关于他在理论综合的尝试中为什么选择性遗漏其他人物的复杂原因。虽然说对于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在帕森斯的理论中，针对行动参照系的争论包含了行动者、行动的情境，即条件和手段、行动的目的、规范和价值，这为后辈想要建构自己行动理论的学者至少提出了六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行动后果对于行动的意义是什么？2）如何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纳入行动框架？3）认知层面如何被纳入行动框架之中？(4)在分析行动时，手段-目的模式的局限性是什么？5）规范和价值是如何被规定的，以至于它们在具体的行动情境中成为了行动者的导向？6）规范和价值如何产生的？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批判的学者众多，例如卢曼、舒茨、史蒂芬·沃纳、加芬克尔、吉登斯和图海纳等等。这些学者往往不至于于批判，而是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方案。

1.第一个问题甚至在帕森斯阵营内部中也得到了解决。在帕森斯（1937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关于帕累托的那一章中，帕森斯本人对行动的意外后果有重要的论述，但在他的这一学术阶段中并没有真正将这些见解纳入行动参考框架。后来，当帕森斯和罗伯特·默顿在行动的意外后果的作用中发现这一论点能够支撑他们的功能主义立场时，他们的态度就变了。然而，虽然对于行动的意外后果的考虑始于对功能主义推理逻辑的认识论批判，但却最终导向了非功能主义的社会理论，例如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

2.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只包含一个单一的行动者。有人认为，帕森斯选择性遗漏齐美尔的原因在于齐美尔对以社会关系为出发点的观点和帕森斯在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至于帕森斯继续后继者为什么只是部分整合了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观点，并且对符号互动论选择视而不见，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齐美尔和米德的追随者，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强调沟通行动的哈贝马斯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上走得更远。

3.第三个问题在舒茨对帕森斯的现象学批判中已经提出来了，它强调了行动者的主观视角。沃纳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他声称对认知因素给予应有的重视是行动理论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在帕森斯的晚年，他似乎认真对待这一建议，并开始将让·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纳入他自己的理论方案之中。但同样地，更能解决这一问题的还是帕森斯阵营之外的学者。在现象学理论的基础上，安东尼·吉登斯在行动参考框架中引入了可被辨认的和未被辨认的行动条件之间的区别。

4.虽然帕森斯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是紧紧围绕手段-目的行动模式建构起来的，他甚至选择了马克斯·韦伯的一段文字作为这部作品的引言，但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更倾向于将表达式行动模型纳入他的理论。如上所述，卢曼最为强调对于手段-目的模式的批判，他由此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推向一个极端并注入了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

5.规范和价值如何与具体的行动情况产生联系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假定这种关系是'应用'的关系？或者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冒险的规范的创造性过程？选择前者还是后者成为狭义的帕森主义和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之间的关键分界线。当然，加芬克尔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他也可以从实用主义的著作中找到灵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常人方法学产生了大量关于这些规范作用过程的经验性微观研究；今天，行动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将常人方法学这些发现与行动参照框架的系统阐述整合起来。

6.最早关注到行动参照框架中的价值起源问题少数学者，包括帕森斯阵营之外的图海纳和其阵营内部的塞缪尔·艾森斯塔特。在图海纳的论述中，关于帕森斯无法解释价值起源的批判与常人方法学几乎一致，该批判针对的是价值的特定情况应用问题。在他的工业社会学研究中，图海纳从经验事实中阐发出以下观点：决策大多不能被解释为仅仅是一般性价值在某些情况下的应用，而是具有异质利益和不同权力潜能的行动者者之间交易的结果。虽然图海纳最初有将文化窄为权力斗争中资源的危险，但他后续逐渐摆脱了这种观点，将文化理解为行动者内在的多样性和冲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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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把文化归入价值（或认知）的超验领域，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不仅在行动中有效，而且去探究价值是如何从行动和它们所带来的经验中产生的。在所有帕森斯的继承者中，萨缪尔·艾森斯塔特对价值观的起源问题最为重视。他深谙马丁·布伯的创造性哲学，由此使他能够察觉到帕森斯研究中的这种缺陷。这一点与文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出的反对意见有关：帕森斯在他的作品中没有通过对文化的深层解释来确定'价值'，也没有用对其性质的'深描'来展现它们。对帕森斯来说，'价值'是从整个文化系统中抽象出来的分析性建构，然后被指定对具体行动负责。在帕森斯这一阵营中，这种反对意见被罗伯特·贝拉和杰弗里·亚历山大等社会学家所采纳。在我们看来，价值的起源问题在实用主义传统中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解决，主要是在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的宗教研究中。他们从对自我超越的经验的分析中得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对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也是非常关键的。

上述已经提到的既有实用主义行动理论已经考虑到了这个清单上的一些问题。实用主义的路径显然超越了手段-目的方案，并整合了认知层面。它把创造性引入了对规范和价值的分析。至少在米德主义的理论那里，'初级社会性'的概念使人们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单一行动的概念。意图和行动的非预期后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实用主义模式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一本关于'价值的起源'问题的书中，实用主义者关于价值起源于自我超越的经验的观点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但是，我们现在不提供关于这些论述的更多细节，也不深入研究正在进行的理论计划的这一议程，以发展行动的创造性理论，而是要说明这种实用主义对行动理论的修正在给社会理论的一个特定领域带来可喜的变化。而这个领域在以往被理性行动模型所统治，因此，理性行动模型似乎非常适合作为我们的分析对象。

经验性的应用：经济行动中的合作和创造性

理性行为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楷模地位，使其成为研究经济现象优先考虑的视角。自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以来，便不乏对经济学逻辑的批判，其中主要的矛头指向了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并由此产生了规范性行动模型。根据这种推理，经济行为不能被理解为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反映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至少，效用最大化的概念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倾向，而应该从它的社会起源来理解。

在理解经济过程和结构的过程中，功利主义和规范性行动理论之间的争论几乎是表面上的（暗地里它们共享这对于行动的理性主义理解），这使得任何替代性的行动概念都很难得到认可。其实不难看出唯目的论的行动理论并不适合解决经济决策中的所有问题，就可以看出找到替代方案是可取的且必要的：现代经济环境的特点是影响因素的高度复杂性，这决定了情境中的因果关系无法通过理性计算全面掌握。这就给行动者在选择最优策略方面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是独立于追求哪个目的的问题而存在的。在高度复杂的情境中，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无法自然而然告诉行动者相应的策略。如果目的只能被模糊地描述，而且这个目的的提出不是出于共识性规范而是出于行动者自己的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创新活动就是这样，它关注的事项是'仍未可知的'。如果在行动开始前不能认识到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行动者的意图就不能被目的所引导，也就是说，行动的目的不能成为其原因。

这就承接到了在本章的开头已经提到的卢曼对理性行为理论的批判。非目的论的意向性理论为理解复杂性经济背景下的这一关键行动问题提供了相关概念，因为它所倡导的意向性概念牢牢扎根于行动者所追求的目标和不断变化的情境特征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为了证明行动的创造性理论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对核心经济过程的理解，或许我们应该不去分析经济行动本身，而是研究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考察两个理性行动理论研究成果颇多的议题，也即合作和创新。

理性行为者理论依据理性计算来解释合作。在博弈论中，行动者在他们对风险的容忍度前提下，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高回报的决策。这导致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即在某些条件下，合作不会发生，尽管双方都会从中受益。理性行动者模型中对这一悖论的回应，要么是迭代，即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将在多轮游戏中持续，要么是指对外部条件的修改。威胁或满足、投资于规范的诱导或控制机制的设置，都会改变参与者的回报矩阵，并在行动者本来不会合作的情况下给出合作的理性理由。对这些模型的规范主义批评解释了合作不是基于效用最大化，而是基于行为者已经内化并遵循的社会规范，也即行动者不这样做会损害其个人利益。尽管这是在理性行动理论失败的情况下对合作的一种可能解释，但它的基本假设是有问题的，即行动者愿意超越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的伙伴也会这样做。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假设是相当莽撞的，因为它立即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

但是，理性行动模式同样是基于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假设。在这里，不是行动者的道德能力，而是他们的计算能力被理论所高估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转向该理论所预设的一些计算要求。计算机模拟实验显示，如果游戏反复进行，囚徒困境中的合作会增加。这背后的原理是，如果行动者期望从未来的合作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如果他们现在欺骗他们的伙伴，伙伴就会立马放弃合作，这使得他们就暂时不会叛变。然而，要做出是合作还是背叛的理性决策，取决于博弈实际进行了多少轮。至少要知道每个玩家对游戏长度的预期。否则，玩家遵循的策略会考到合作时间会不会过长或不够长，以此获得自己的最佳回报。此外，一个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他人策略的可见性。如果其他行动者可以隐藏他们的行动，那么据此做出理性的反应是不可能的，正如罗伯特·艾克斯洛德所指出的：'一个人不能在其他个体可以报复的情况下，通过背叛而逃脱。这要求个人不能在背叛后匿名藏匿于人海中'。

因此，要做出理性的决策，要比教科书上看似明晰的理论模型所指出的困难得多。虽然上述问题至少可以在实验中通过简化模型情境和纯粹的计算能力来克服，但真实情境中的行动者不太可能真正认识到做出理性决定所需的所有影响因素。虽然实用主义的合作方法坚持认为行动者很可能有增加其福利的意图，但它从具体的行动情境出发，主张对解释行动者如何达成决策采取一种根本不同的进路。我们将简要介绍，它是如何解释合作的角色承担行为的。

情境由行动者对他们的相互意图、需求、动机、目标和策略所持有的互惠期望组成。根据米德的自我概念，自我是行动者扮演他人的角色并形成对他人态度的期望的能力。由于角色承担的能力，行动只能是对等的。将行动设想为主体间性构成的角色承担，为协调的社会行动的人类学预设提供了解释。除此之外，它还阐明了一个人如何相信他的合作行动不会被利用的问题。这是囚徒困境的核心问题。

在角色选择的过程中，个人意识并不是对外部客体世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可能的反应进行独断的思考，否则它就会被剥离。相反，行动者使世界变得可理解的对话过程本身是由来自其他行为者的期望的表述所形成的社会性。这反映在米德的社会控制概念中，该概念指出行为者的反应是由他对群体态度的反思所引导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目的和策略都不是源于孤立的个体意识，而是反映了个人对群体期望的理解。这些期望形成了行动者的'构成性期望'，为决策提供了认知和实践背景。构成性期望在社会行动中被创造和强化，并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行为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概括出行动的互惠性期望。游戏规则'或'泛化的他人'指的是情境中的共同基础，它使合作部分地独立于对我们合作对象的亲密了解。这些期望植根于文化或制度上的理解，但也植根于行动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事实上，经济理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社会学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解释了经济背景下行动者的期望和行动。一般化期望从社会性中预测合作的决定，而不假设消除了情境中固有的偶然性。行为者仍然总是有可能让预期失望。选择非合作策略的自由在合作关系中创造了一种脆弱性，这使得合作关系的破裂成为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性。虽然情境的流变受到社会规则（包括法律规定和声誉）的结构性限制，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维持其他行动者的构成性预期仍然是行为者的一项持续任务，他们必须依靠和与合作行为有关的行为者的沟通来实现。

在经济领域，这种基于沟通来维持或强化合作的现象显而易见，例如，在公司的扩展营销活动中。合作问题可以被视为一种委托代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能动者）掌握着客户通常无法获得的产品信息。为了防止市场的崩溃，公司必须说服潜在的客户，让他们相信公司不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例如，银行特别需要在信任的话题上进行沟通，以保证他们的客户的投资安全，并防止因恐慌性地撤回资产而出现崩溃。即使是产品召回，虽然对公司来说成本很高，但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传达公司对其客户安全的关注。合作关系的沟通性强化也是通过'在舞台上'的表演性自我呈现来进行的（戈夫曼）。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专家系统通过他们的代表与外部的沟通表现来发出值得信任的信号。律师在个人谈话中展露出为客户打赢官司的信心，就像空姐在起飞前通过仪式化的例行表演一样。这将合作的意愿牢牢地固定在清静本身的沟通结构中。虽然实用主义对合作的理解使人们能够解释在行为者已经预期到背叛的情况下为什么仍选择合作，但同时它也使合作的脆弱性变得更明显。它反对把合作的决策看作是一种个人的计算性沉思，或看作是对内化价值的应用。在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贡中，尼尔·弗利格斯坦认为诱导合作的能力是战略决策者的关键社会技能，是稳定社会秩序出现的重要前提。

创新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那些不熟悉经济学历史的人来说，可能会感到惊讶的是，将内生性变化纳入经济理论是20世纪经济学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最终可以追溯到创新的一个悖论：只有在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创新是什么的情况下，才能为创新活动设计出最佳战略。但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创新，就不再需要创新了。与创新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确定创新投资的最佳水平，其次是对创新活动实际过程的理解。关于后一个问题，有基于对行动的目的论理解的两种变体的答案：理性行为理论和规范主义行动理论。

从理性行动理论的背景出发的概念，认为创新过程是从设定目标开始的，这些目标能够评估不同的手段，即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寻找方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标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是阶段模型，它将创新过程描述为基于一个计划，该计划由几个独立的阶段组成并指导创新者的活动。当然，还有众说纷纭的许多复杂阶段模型，但它们都同意对创新过程的目的论解释，一种可以明确辨认的最终阶段目标指导着设计者的有意活动。

关于创新的规范主义理论不是很普遍，但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在他们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做了一个探索。根据他们的观点，创新的动机植根于行动者的人格系统，该系统已被社会化为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创新过程开始于人格系统和经济的整合系统（即劳动过程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如果资源被低效利用，冲突就会出现，并通过提高效率的创新来解决。

根据对实际创新过程的经验研究，其目的论理解受到了批评。将创新解释为一个优化问题的前提是，创新的任务可以被表述为一个成型的工具性问题。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创新过程本质上是定义不明确的，因此能看到的是不明确的初始条件、允许自由选择的操作和目标'。因此，在创新过程的开始阶段，目的只能以一种不明确和不清晰的方式存在。经验研究甚至表明，目的是在发明过程中逐步萌芽的，只有在创新过程完成后才变得完全清晰。正如唐纳德·肖恩所认为的：“创新者没有把手段和目的分开，而是在他确定问题的框架时交互地定义它们。他并没有把思考和行动分开，而是通过比率化的方式来做出决定，然后再将其转化为行动'。这一发现在许多关于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它与约翰-杜威的'目的观'不谋而合，后者在这里是以非目的论的意向性概念为背景提出的。根据这个概念，目的是松散的行动计划，它根据对情况的感知来构造当前的行动。

经验性研究和行动的创造性理论之间的交相呼应在对研究过程本身的描述中也变得明显。唐纳德·肖恩将创新目标的形成和澄清总结为创新者和情境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开始时只被模糊理解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变得更加清晰，直到最终达成解决方案。创新的这种构成性情境的关联性在米德关于工具性行动的讨论中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持。对米德来说，对客体的占有方式以及与其他行为者的沟通并不那么明显。在社会互动中，与客体的关系要求行为者扮演该对象的角色。设计者必须向自己表明物体的预期特征，例如，一块砖头有一定的重量。通过表明这些期望，他就扮演了物体的角色，并预测其'反应'。如果砖头比预期的要轻得多或重得多，那么实际举起的砖头要么证实了预期，要么创造了一个惊喜。然后，与实物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对某种情况下的问题的认知与惯例之间的差异，会阻断未经反思的行动的继续进行。常规化的行动流将被打断，设计者被迫进入肖恩所说的'行动中的反思'，一种与实用主义的再结构化概念相对应的反思模式。这种反思模式将行动者带入与所指示的客体（'情境'）的探索性'对话'中，直到探究出一条新的行动路线：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把创新理解为发生在复杂的情境中，那么行动中的反思过程就不能被描述为基于已知目的的手段的理性商讨。相反，与情境的'对话'是基于解释中赋予对象的意义。为此，创新者扮演着客体所要求的角色。同时，他感知到客体的特征和可能的应用，其基础是概化他人的反应。概化他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情境被同时想象和结构化。这不仅包括关于客体特征的一般知识，也包括价值判断。正是这种期望的背景为创新者构建了情境。行动者可以对问题进行探索，直到有了符合解决方案的发现。在实用主义术语中，这个解决方案是主体间性创造的，因为概化他人，即标准期望，是以社会方式构成的。

结论

理性行动模型将规范性的前提条件应用于行动的研究，而行动的创造性的理论则不是这样的。理性行动模型，除非它们不假装仅仅是规范性的，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迫使行动的现实屈从于理论所虚构的概念，或是它们就必须把一种理性的行动与不太理性的行动类型区分开来。相比之下，对理性行动模式中发现的隐含假设的重构性介绍，从一开始就被创造性的行动理论所告知其目的在于发现所有人类行动的一个特征。这样一种修正的理论不仅关注一种特定类型的创造性行动，而且关注人类行动本身的创造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类行动都包含了与惯例相反的相同程度的创造性。这不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很简单，每一个以实用主义基本思想为出发点的行动理论都必须假定，创造性地找到的对行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将被吸收到新的'信念'中，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吸收到改变的惯例中。这意味着，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行为，也要假定预先存在一个基本的惯例行动和外部条件的基石，而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既定的。在创造力方面，各种行动和行动者之间自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创造力的经验性、差异性心理学和社会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也必须从行动的一般理论开始，以考察具体的创造性行动类型，在此我们断言，这样的一般理论应将创造性视为存在于所有人类行动中的一个维度，并应将惯例解释为创造性的结果。因此，这样的一般行动理论并不包含对创造力的具体实例的价值判断。从这个角度看，创造力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同时也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惯例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设想人类有用之不竭的审美或政治创造力是一种恐怖的想法，这会过度消耗人类的能力。一个特定的创造行为是好是坏，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判断。然而，寻找一个规范性机制来证明有效性要求的合理性，与寻找一个模型来以经验性术语描述新的有效性要求是如何产生的并不相同。

以这种方式修订行动理论的好处远远超出了行动理论本身的直接局限性。本章已经就合作和创新这两种经济背景下的关键活动进行了阐述。除此之外，组织可以独立于理性行为者模型进行分析，以探索理性边界之外的的超越性和高度偶然性的特征。在社会运动理论中，我们也能找到理性主义偏见的后果的例子，比如其中普遍认为个别行动者或整个团体所持有的明确目标是运动背后的驱动力。关于行动的创造性的理论将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出发。最后，在历史理论和对当今社会的分析中美高梅酒店官网，理性行动模式显示出与那些认为历史发展或多或少是线性'合理化过程'的观点的亲和力。这里往往被遗忘的是，即使可以从经验上观察到理性的趋势，也不应该被普遍化，因为总会有一些生活领域和一些行动者不被动地服从于合理化进程。他们的反抗引发了反击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可能会战胜理性的趋势。这些研究领域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与一个普遍的假设相反，行动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微观社会学现象；它还可以作为发展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并将其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的谬误中解放出来。